校园星河52：《我和明天的太阳》序

《我和明天的太阳》序

一

1982年，我在编《浙江教育》(中学版)，其时正是对全日制十年制中学语文课本试用本进行重大修订的一年。那次修订，选进了不少名篇。《浙江教育》(中学版)准备对新编教材进行一些评介。分析新教材的来稿很多，但比较理想的并不多。正在这样翻寻的时候，看到一篇分析新增课文《大铁椎传》的文章。这篇论文分析《大铁椎传》的描写艺术，分析得全面而简要，文字活泼，当时就选中了这篇，从标题到内容均未作多少改动刊登出来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论文作者“朱伯荣”的姓名，并记在脑子里，我为发现了一位有手好文笔的新作者而高兴，想日后再约请他写些文章。

但此后并没有多联系。只是我在编《中学生天地》时，1986年从自然来稿中看到一篇题为“书是我的良师益友”的文章。作者从当小农民依靠农技书科学种棉又辛酸又有趣的往事谈起，说到学生时代，说到当上教师，读书怎样帮助求知者，内容充实，文字清新，极为适合中学生阅读。文章是由一位叫“吴戈”的新作者写的。及至看到这篇文章的末尾，才知“吴戈者，朱伯荣也”。从这篇文章内容的选择、语句、几段领句的写法来看，这几年朱伯荣又有了长足的进步。

1989年初，我在编《浙江教育报》。我很想在三版上。增辟几个专栏，以充实内容，活跃版面。我想原苏联从马卡连柯开始，有很多教育教学小故事，极为生动，极富教育意义。

在我们中国有意识地写这类教育教学小故事的，并不多。我在编《浙江教育》(中学版)时，曾设“耕耘录”，就是登这类教育教学小故事的，很受教师欢迎。在报纸上用“教育教学小故事”的栏目，太直露，那用什么做栏目名称呢?正在踌躇之中。忽然从自然来稿中看到朱伯荣老师写给编辑的信，其中说到他想写“我和我的学生”的系列文章，并附来几篇这类文章。“我和我的学生”一下子就跳入了我的眼帘，我也就一下子找到了《浙江教育报》三版教育教学小故事专栏的栏目。以伯荣《痛改前非》作为“我和我的学生”这个专栏的第一篇文章。

为《浙江教育报》“我和我的学生”专栏向教师约稿。无需参加说明，老师就说：“哦，我知道，就是要写一个生动的故事。”浙江嘉兴市有两位老师来信说：“‘我和我的学生’这一专栏吸引了广大教师和学生……况且像朱伯荣《痛改前非》这样‘纯净’的好文章，我们是第一次读到，眼福不浅啊！”“请问我们还能读到像《痛改前非》这样的好文章吗?”《痛改前非》也得到《浙江教育报》专家评报组的好评。这篇文章在刊出当年，被湖北“教苑丛书”收入《教苑精思录》一书。

其后，很长时间未收到伯荣的来稿，我很纳闷。原来伯荣是在琢磨“我和我的学生”的写法。他在给我的来信中说，一方面，他接受了我此类文章要写得“集中”的意见，另一方面他又与上海某出版社总编、湖北“教苑丛书”总编切磋此类文章的写法，认为此类文章还应写得“含蓄”。我认为是很对的。“我和我的学生”这类文章，除了其他要求以外，“集中”与“含蓄”是特别重要的。《起点》便是伯荣这一阶段的作品。

《起点》写一个不守纪律甚至顶撞老师的初一新生李建刚。老师不是敌视他，厌弃他，而是不断肯定他的点滴进步。最后是老师在粮站门口徘徊，桥上下来李建刚，他提出放学后来给老师买米(明说)，省得老师中午等一两个小时(潜台词)。没有更多的话，没有点明来龙去脉，但读的人谁都感受到了师生之情，而且久久不能忘记，这就是“含蓄”的表现和效益吧。结尾的一句是：爱是教育的基础，也是受教育的起点。好像有点没头没脑，却正是“含蓄”的点睛之笔。

《起点》在写法上，可说又踏上了新的台阶。

二

现在伯荣将他历年写作、发表的“我和我的学生”共四十多篇结集出版了。通读这四十多篇教育实录，我几处热泪盈眶，几处深受启迪。有哪些启迪呢?我想粗略地归纳起来，是不是有这几点：

——爱是教育的基础。成绩好的、听话的学生，常常得到老师加倍的喜爱，而成绩差的、顽皮的学生，常常令一些教师头疼、反感。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情况下，成绩差的学生，影响教师的声誉，表现不好的学生，在同年级平行班评比中，影响对班主任的评价。成绩好的学生有缺点，有些老师常常宽容，有意无意作点袒护。成绩差的、平时不大听话的学生，即使努力约束自己，争取进步，偶一疏忽，又被老师狠狠地批一通，甚至斥之为“多次教育无效”“屡教不改”。这样来对待优生和所谓“差生”，又有多少实际好处呢?伯荣爱他的学生。即使是成绩不大好的，不大守纪律的，顶撞过他的，甚至犯过错误的学生，他都一视同仁。对每一位教师来说，“我爱受过虫害的花朵”，是教师崇高品德的表现。

——不将学生分“等级”。现行教育的弊端之一，是过早地将学生按成绩和遵守纪律的情况(主要按成绩)优、中、差排队，实际上形成了“等级”。极少数成绩好的学生处处受到青睐和宠爱，体育未“达标”的，也可评为三好生，未提出过入团申请的，已批准入团。甚至有考进大学，团支部通知他开会，他才知道自己已是团员。普通话讲不好的，被选去参加朗诵比赛，平时讲话也结结巴巴的，被选去参加比赛演讲，只要成绩好，自会有各种机会向他提供。这极少数成绩好的学生，很容易滋生优越感，形成自高自大、高人一等、目中无人的不良习性，导致“高分低能”，“只动口不动手”，经不起挫折，缺乏处事应变能力的状况。而“差生”则处处受歧视，甚至动辄得咎。他们的才干，个性得不到应有的发展。个别性格倔强的，甚至可能采取“横竖横”“破罐子破摔”的态度，容易走上歧途。

“差生”不差，历史上不乏实例。爱迪生只上过三四年小学，被学校退回，只好由母亲教他一点功课。爱因斯坦、达尔文小时候都被校长或教师断定，将来只可能成为平庸的人，绝不可能有什么成就。把学生看死，特别是在学生孩提时期、少年时代就把学生看死，极为有害，也经不起日后事实的检验。

“我们认为我们的思想并不坏，学习成绩并不能概括我们的一切。”这是几个所谓的差生写给老师的信。伯荣同意他们的看法。在伯荣那里，没有绝对的差生。德智体全面发展，是向全体学生提出的普遍要求，但同时根据每个学生的性格、兴趣，爱好、具体条件，鼓励和培养多方面才能和特长的发展。

在《那时我老和你作对》的结尾，伯荣写道“我明显地感到一点，中学时代‘调皮’的学生长大了往往对老师特别亲，对一般同志也往往比较热情、诚恳。”这是经验之谈。相反的例子也是有的。那就是果戈理《死魂灵》中的乞乞可夫。乞艺可夫读中学的时候，每逢老师进教室总是他抢在同学前面帮老师脱大衣，老师出教室时，总是他抢先给老师递帽子。老师认为他是最好的学生。这位老师年老时，贫病交困。老师原先的学生都慷慨解囊，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帮助老师。当同学为老师向富有的乞乞可夫募捐时，他竟个子儿也不愿付。这是另一种“我和我的学生”。所以我们要说，在“调皮”的学生身上，往往有单纯，往往有真诚。当然，“调皮”学生的任性、不守纪律的毛病，必须督促他们切实改正。

——让学生独立自主。教师和家长总害怕学生多说多动，担心由此惹些麻烦，而多方加以限制，总以学生“谨小慎微”为好，阻碍了学生独立性、创造性的发展。

伯荣对学生，没有必要加以限制的，就不去限制。他对学生干部的工作比较放手，自己因而“周末可以放心到城里去做事”。这是百忙中的教师的诙谐。

——表扬是金，批评是银。初中学生，有许多地方仍处于似懂非懂的阶段。教育、管理，以至批评是必不可少的。与批评相比，更重要的，是应该满腔热情地、认真地，去发现和寻找每一个学生的长处、优点、闪光点，加以肯定和培养。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是有上进要求的，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是有潜力的。对所谓差生，表现不大好的学生，更应该公正、客观、仔细地发现他们那怕是点滴的、微小的进步，不断肯定，提高他们的信心和荣誉感，发扬成绩，克服缺点。

“不出一个废品”，这应该是我们教师追求的目标，也是能够达到的目标。

——进入学生生活圈。人是复杂的。青少年学生虽然比较单纯，但他们的思想和境遇也有复杂的一面。即使天天与学生见面，也不见得就真正了解学生。伯荣的办法是与学生本人谈(正式谈和有时闲谈)，找学生要好的同学、朋友谈，找学生家长谈，找前任老师谈，去学生家里看看，总之，深入学生的生活圈子，掌握第一手材料。熟悉学生的性格、兴趣爱好、优点弱点，熟悉情况，然后有的放矢，在尊重、信任学生的前提下，启发诱导，使他们不断进取。

——是学生的老师，又是学生的朋友。教师应该有教师的尊严，应该善于保持与学生的一段距离。但教师同时又应该和蔼可亲、平易近人、循循善诱。在这方面，伯荣似乎特别突出。学生有什么话，愿意找他说，有什么问题，愿意找他谈。毕业以后，不忘来看他，甚至为了一点小事，也要絮絮叨叨地写了长信来向他报告。

作为教师，应该有高尚的品格和渊博的知识，不然学生很难特别尊敬你，你也很难与学生成为忘年之交。

——用学生能接受的方式。我们传统的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法，有很多好方法，这些方法还应该坚持和发展。同时我们应该根据社会的发展，教育对象及其特点的变化，采用学生乐于接受的、新的、有实效的方法。这方面，伯荣有讲究，他注意从实际出发。如学生“达标”或得奖了，他为他们每一位同学写首小诗，这既受学生欢迎又很富教育意义。有的同学过生日，请伯荣写首小诗，这样的诗，将伴随少男少女一起成长。

——责任感常系心间。看到成天劳累，力难负重的学生的母亲，教师感到了自己的责任，想到十一亿人民、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，教师感到了自己的责任。何止是学生在校期间，八年啦，和学生分别八年以后，教师仍惦记着学生的工作和生活。

对子女，父母的责任感是永远的，对学生，教师的责任感是永远的。

三

从1982年到现在，十多年间我只为伯荣发过四五篇文章，实在是很少的。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面。这种情况，或许也就是古人说的“以文会友”吧。

我只是从伯荣的文章中知道，他还是一个年轻教师。现在贵州教育出版社编辑、出版他的集子，他们不“因人定稿”，而是积极扶植、培养中青年教师，作为编辑同行，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精神值得赞赏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孙毅明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1993年1月9日于杭州

（《我和明天的太阳》，贵州教育出版社1993年11月版）